“你都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进行生死教育？”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从事生死教育与安宁疗护工作多年，在这样被人质疑过后，他在2021年的清明节给自己举办了一场生前葬礼，并引发关注。

日前，路桂军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示，生死教育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门必修课，尤其不能忽视儿童对死亡的认知，避谈生死可能将影响孩子一生。那么当给孩子进行生死教育时，家长应该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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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最佳年龄是6岁

路桂军在1998年就开始从事临终关怀的相关工作，并逐渐向生死教育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他发现，国内缺乏系统性的生死教育，很多人不仅对死亡没有正确的认识，更十分避讳谈论生死话题。

事实上，生死教育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相关研究表明，生死教育能够有效地提升受教育者的死亡应对能力和对生命的认知。

路桂军开始在大学等地开设生死教育课程。有老师曾问他：“这群孩子才十八九岁，还是处于青春活力的年纪，怎么能一上来就和他们讨论死亡？”更有人质疑他：“你都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进行生死教育？”

2021年清明节，路桂军给自己举办了一场生前葬礼。他在遗体料理台上体验了故人沐浴和仪容化妆，并在棺材内接受亲人的告别。他表示，这次经历让他对死亡有了更真切的体会，“敬畏生命，我们永远在路上”。

路桂军告诉中新网，很多人总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远不必考虑，但事实上生死教育最佳年龄是6岁左右。“因为孩子已经形成了独立意识，会考虑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不能忽视儿童对死亡的认识。”

路桂军是疼痛科医生，接诊的病人有五分之一癌性疼痛患者，其中不乏年纪较小的孩子。他发现，孩子面对死亡时是用童话的方式理解生命的终结。

“爸爸妈妈总是会忍不住流泪，所以孩子就会选择跟同龄人谈死亡，说‘我死后就会变成神仙来梦里找你玩’这样的话。在孩子的眼里，这样的认知方式是可以接受的。”路桂军说。

最好的告别是告而不别，最坏的告别是别而不告

路桂军指出，大多数人对死亡的认知都只停留在恐惧和否定，对于孩子而言，如果没有进行恰当的引导，一旦形成生死焦虑，这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曾有一个年轻人告诉路桂军，他的父亲在自己6岁时因肝脏肿瘤去世。临终前，父亲的肚子高高隆起，年轻人问妈妈父亲怎么了。妈妈说：“爸爸吃了一个坏种子，这个种子在他的体内不断长大，爸爸最后就死了。”

至此，这个年轻人再也不敢吃任何花生、豆子等种子，“我直到成年之后才知道这并不会死人”。

“所以面对生死，避而不谈不对，不用心、谈的不恰当也不对。面对孩子，要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解读死亡，而非是一种恐吓。”路桂军说。

北京首个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社工胡嘉玲从事儿童临终关怀工作多年，她补充说，生死教育还需要注重时机。“双方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接受并愿意一起讨论这个话题，而非突兀、生硬地去讲解什么是死亡。”

作为医生，路桂军已经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生离死别。他认为，死亡只是生命个体的静止，而非一种永久的失去。“死亡是一种告别，但告别并不意味着一刀两断。只是我们之间的旅程告一段落，而你的点点滴滴永远都在我心里。”

路桂军在教授课程中认识了一位失去女儿的妈妈。女儿离开之后，她一直用短视频的方式表达对女儿的思念。

后来，这些视频被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学生看到，学生专程留言：“我原本是一个要放弃自己生命的人，但因为看到你的视频，我想到自己的妈妈也会很难过。谢谢你帮助了我。”

这个妈妈看到留言后说：“不是我帮助了这个孩子，而是我的离世的女儿帮到了他，我的女儿一直都是个小天使。”

路桂军对这位母亲的做法表示赞同，他认为告诉他人要从亲人离世中走出来是错误的，应该给当事人的悲伤一个去处。

“最好的告别是告而不别，就是告诉亲人在他们远行之后，自己也会好好生活，并一直惦念他们。最坏的告别是别而不告，也就是亲人离别自己却不在身边。”

生死教育是必修课，亟待建立系统化课程与培养人才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开设了一门著名的“生死学”选修课。这门课程已经开设了20多年。

他的课堂生死学的课程大纲中包括了生死的概念和本质，死亡意识(危死体验、濒死体验等)，个体死亡(疾病、衰老、灾难)，社会死亡(战争、贫穷、死刑等)，生死两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等)，自杀问题。每节课教室都坐满了学生。

“我的课堂上没有标准答案。”胡宜安曾对媒体表示，生死问题是切己的，每个人都要寻求属于自己的答案。

路桂军一直以来也在通过系统课程、主题活动等方式进行生死教育的普及。他认为，现如今国内缺乏正统、体系化的生死教育，但是影视剧等领域、作品却处处都充斥着死亡，形式往往都是电闪雷鸣等，这容易造成大众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一种“为什么是我”的刻板观念。

他认为，应该培养专业的人才，建立起系统化的课程，以接地气地方式让大众了解、认识死亡。“我们应该把生死教育从课堂中拉到大众中，把知识从论坛、专家的口中拉到生活里来，让死亡问题变得柔软化。”

对此，他建议更多的医生加入到安宁疗护和生死教育的工作中，因为医生是接触过生死最多的人，医院也应承担起更多相关引导责任。“医院、医生的功能不只有妙手回春，还要帮助人们从容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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