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属于春天，古有八风之说。清明风起，天地明洁，谓之清明。

在中华文明早期的时光里，清明是纯粹的农事节气日。后随着节俗的丰富，节日本身的内涵也逐步拓展，由追忆忠烈之士发展至悼念先祖。再后来，看见大地复苏、生机勃勃，人们开始应天时踏青寻春。而踏青，不仅意在山水之美，更在于心怀古老的信仰，以自然的生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善政护生民

数千年来，国人以“顺天应时”为生活原则，依循自然节律来安排生产与生活。

从《礼记》月令来看，仲春之月，宜顺应养育新生之气，抚养少幼，体恤遗孤，天子选择吉日，令庶民举行社祭。《淮南子·时则训》则记述，季春时节“天子命有司，发囷仓，助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季春时节，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匮乏之时。于是执政者推行善政，开仓济贫，并派遣使者带着财帛访慰问地方诸侯，礼聘名士贤人，网罗人才。

不仅国家大政依循天时，日常饮食、婚丧嫁娶一样也有季节性。

《管子·幼官》记载，在清明“发禁”之后，三卯日宜“合男女”，说明早期社会的男女婚配也在国家治理范围之列。

春天，是祈求繁殖的日子。古人认为这种生命传衍的力量来自自己亡故的祖先，春天宜祈求祖先赐予生命的种子。因此，清明逐渐有了祭扫先祖的节俗，并衍生出慎终追远的文化内函

千秋祭先贤

在清明还只是单一自然节气日时，清明前两日被定为寒食节。

寒食起源古代春季改火制度，该项制度与古人对清明以后夏季炎热以及可能引发山火的恐惧有关，人们试图采取禁火寒食的仪式，以预防与缓解可能到来的外在威胁。在寒食节里，人们禁止焚火，食用馓子、冷粥、青团等寒凉食物。在汉魏时期，寒食习俗还主要流传于山西太原一带。至南北朝时期，已在“中国流行”，中原地区包括荆楚一带普遍都过寒食节。传说寒食禁火，还与哀悼春秋时期晋国忠义之士介子推有关，所谓“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

至于寒食节到墓地祭祀的习俗，早期文献里并没有记载。到唐代时，寒食上墓已成风气。此俗虽无经典礼仪依据，但统治者不得不追认这一社会事实。唐玄宗正式颁诏，“敕许寒食上墓”。由于寒食节日与清明节气相连，因此唐后期开始寒食清明并称，到宋代渐以清明代寒食，最终寒食名称从节日系统中消失，清明将寒食节俗全部纳入清明时日之中，清明也就兼节气节日于一身了。

中国人自古秉承生前族居、死后族葬的传统，“以时祭之”不断现于典籍记载，但未必在清明节气日前后。唐宋以后，寒食清明成为祭扫叩拜的重要时间。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说：“近世礼重拜埽，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王建《寒食行》，以诗绘寒食上墓祭祀情形：“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垅年年无旧道，车徙散行入衰草。牧童驱牛下冢头，畏有人家来祭扫。”可见，寒食家家祭扫，在唐代已成习俗。宋朝的祭扫，逐渐向清明当日聚集。孟元老回忆北宋东京人寒食清明出城上坟盛况，“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即寒食日)最盛”。《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埽”。

明代复兴宋朝文化，清明已经完全取代寒食。清明是上坟祭扫的重要时间，如《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北京“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灿灿然满道也。”有的拜叩，有的上酒祭祀，有的哀哭，有的为墓地除草添土，有的烧纸钱，有的以纸钱压在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也”。正如民谚所谓：“无后人，一光坟”。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越俗扫墓”与“扬州清明”，对其“家家展墓”盛况有生动记述。不过，他们大多水路船行，“柁尾飘飘挂纸钱，出城都是上坟船”(见蔡云《吴歈》)。

明清时期，除了墓地祭扫外，为了适应宗族生活，民间还兴起了祠堂祭，继承了古代庙祭传统。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庙祭，明清普遍设立祠堂，清明节的祠堂祭成为宗族共同聚会的时机，有的地方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在祭祖仪式结束后，族长主持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规，最后会聚饮食。墓祭、祠堂祭传统持续至今。

除了上述内涵外，我们在清明时节不仅要回归故里祭拜祖先，同时也祭扫人文始祖、国家忠臣、英雄烈士，以清明作为重温历史、感恩先贤的重要时间。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祭祀仪式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鞠躬或叩拜因人而异，关键是“诚敬”二字。慎终追远、诚敬先贤，是一次生命伦理的教育。感恩，是社会共同的伦理基础，对亡故先人怀有一颗尊重之心和缅怀之情，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人事春风

清明是致敬亡灵的节日，也是滋润生命，激发生命能量的节日。

韦应物《寒食》诗云：“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在莺飞草长的明媚春天，人们宜借祭扫出游郊野，欣赏美丽春光，在悼念逝者的日子里，抚慰生命、养护身心。唐人元稹曾高歌：“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寒食清明赏花踏青，妇女儿童是游戏娱乐的主角。唐宋时期，寒食清明游戏活动主要是荡秋千、蹴鞠、放风筝、踏青折柳等。“美人寒食事春风，折尽青青赏尽红。夜半无灯还不寐，秋千悬在月明中”，薛能的一首《寒食》，精妙地写出人们在春天嬉戏的愉悦。杜甫《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替蹴鞠与荡秋千，在唐代时已成为国人春天共同的“节目”。

至宋代时，城市兴起，市井文化发展，清明已然成为了“游园会”。“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的清明节便是明证。到了明代的江南，“男女袨服靓装，画鼓箫船，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扬州的清明节，还有货郎随行，随时摆出古玩与儿童玩具，供踏青人选择。明代的北京，清明时节儿童游戏甚多，有抖空钟(空竹)、打陀螺、踢毽子、放风筝等。清代北京人踏青娱乐主要是放风筝，人们各自携带纸鸢线轴，祭扫之后，就在坟前“施放较胜”。北京风筝极尽工巧，琉璃厂在清明时节有专门的风筝市场。传说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大师，据说他写有《南鹞北鸢考工志》，系统地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理、扎糊技法、绘画要领，即扎、糊、绘、放“四艺”。曹氏风筝至今为京制风筝流派之一。

自唐以来，折柳带柳也成为了清明特别节俗。出城踏青人无不带柳回家，“插于门上”，说可以“明眼”驱邪。柳为春季应时嘉木，得春气之先，它是生命力量的象征，古人墓地一般种植柳树，“庶人无坟，树以杨柳”。由于扫墓折柳的人太多，宋人有诗劝告“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明代北京，人们“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清代北方清明戴柳习俗，依然传承，俗谚：“清明不带柳，来生变黄狗”。带柳既是孝心的展示，也是生命力量的祈求。

悼亡祭祀与护生踏青，是从寒食到清明的千年主题。祭祀、纪念追寻的是祖先的足迹，以彰显子孙后代的孝义与忠诚，踏青娱乐是亲近自然，以获得身心舒展的愉悦与生机活力。

千年清明，清明千年。清明作为中国人的文化时间，为我们回归历史、重温传统，亲近大地、拥抱自然提供了周期性的时间制度保障。

清明常在，家国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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